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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一些学者中间，“红学”“曹学”“新红学”之概念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或曰纪念、曰反思、或曰辨析。因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而被认为对“新红学”有奠基之功，因其对实证主义的倡导，以及他和陈独秀在中国开“科学”“民主”风气之先，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应该看到，胡适在社会观念革新领域的影响力助推他成为“新红学”研究的典范，也因此后人在讨论“新红学”时，就不仅仅局限在“新红学的最中心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序传”（余英时语）这个范围内了。
本期 “作者·时代”一栏，北京“三山五园”之一的畅春园，其西花园由曹寅监造。张宝章在《康熙皇子在西花园》一文中，披露了允礽、胤禛、允禵、允礼四位皇子在畅春园西花园时的生活状况，对于理解大观园的设计有参考价值；刘上生《“石上犹传锦字诗”——以曹玺与马銮关系考索为窗口》考证马銮为曹玺的知己之交，并考证熊赐履挽曹玺“石上犹传锦字诗”所言，与曹寅的爱石情结和曹雪芹借石头叙事，体现了曹家“艺能传承”的脉络。沈治钧《翁方纲与〈李陈合册〉递藏史迹》一文认为翁方纲《李谷斋画册为陈伯恭吉士题八首》是记录《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递藏过程的早期见证，并以此说明曹雪芹重视“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的原因。 “作品·文化”一栏，叶朗《〈红楼梦〉中的“点睛之笔”》讨论了曹雪芹把书中重要人物的贴身小厮作为“点睛之笔”，把主人隐藏的内心活动揭露出来，是小说艺术的创造；钟艳艳《真假之际：从丧葬形式看〈红楼梦〉的礼学内蕴》一文追溯儒家“制礼作乐”的原始意义，以此对照分析《红楼梦》中的几次葬礼所体现的清代社会扭曲礼制和社会异形的特征，进而指出曹雪芹并非简单批判礼法，而是希望通过“礼”来沟通古老的情、理世界；甘煜婷《清代贵族家庭戏曲消费活动考察——以〈红楼梦〉贾府戏班为例》以贾府蓄养的家庭戏班的消费活动为考察对象，可知到贵族家庭戏曲消费活动花费甚巨，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并不普及；王猛、刘香环《贾宝玉“水、泥论”渊源再探》认为宝玉“水、泥论”可能来自“女娲抟土造人”神话，是作家女性崇拜意识的表现；李娟、张修忠《“情不情”新解》认为脂砚斋对“情不情”的解释可能误读了曹雪芹原意，并提出“情不情”应解为“不近人情”“不合情理”；拾井磊《〈红楼梦〉与佛教经藏关系考辨》对《心经》《金刚经》《坛经》《无量寿经》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爬梳，并将相关经藏内容的解读融入到文本的赏析当中。 “传播·综艺”一栏，杨莹莹《〈红楼梦〉程甲本刊印方式补正》认为程甲本印刷使用了“逐日轮转办法”，随印随拆版，才有了80天后刊印完成程乙本的可能性，而且程甲本并未承袭“套格”印刷技术；毛誉澄《晚清女性的〈红楼梦〉阅读与评论——以〈红楼梦抉隐〉为中心》指出莲仙女史是晚清时期很有代表性的《红楼梦》女性批评者，对于洪秋藩评点《红楼梦》影响甚大；季淑凤《H.B.乔利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文中，凭借历史文献佐证，认为在1892—1893年间英译《红楼梦》的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亨利·本科拉夫特·.乔利可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吴昊《〈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评论与建构》指出日本百余年间的红楼女性评论，总体是以了解中国社会真实情况为目标发展推进的，21世纪以来，呈现“去政治化”的学术姿态，多数评论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以个人生命体悟与自身生活状态为基台评述女性群像。 “学界·商榷”一栏，刘广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谈〈李陈合册〉中之“辛巳秋日”与相关问题》认为《李陈合册》中的“曹芹溪”是一普通民人，并非旗人曹雪芹；庄立新《再谈怡红院抱厦形式及其室内装修》认为怡红院平面并非呈以往学界所指出的“凸”字形，而因为“凹”字形，这样才更符合书中描写；王朝相《“迷失之五六稿”究竟是多少回》通过论证，认为脂批中所言《红楼梦》脂本所迷失的五六稿应为十回或十二回。
此外，“新红学”的研究新范式，在开辟出“学术研究的蓝海”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规定性，进而形成推进学术研究的局限。“新红学”之被批评演变为“曹学”正是此范式所造成的后果，但这应并非胡适先生所希望之结果。
本期 “作者·时代”一栏，北京“三山五园”之一的畅春园，其西花园由曹寅监造。张宝章在《康熙皇子在西花园》一文中，披露了允礽、胤禛、允禵、允礼四位皇子在畅春园西花园时的生活状况，对于理解大观园的设计有参考价值；刘上生《“石上犹传锦字诗”——以曹玺与马銮关系考索为窗口》考证马銮为曹玺的知己之交，并考证熊赐履挽曹玺“石上犹传锦字诗”所言，与曹寅的爱石情结和曹雪芹借石头叙事，体现了曹家“艺能传承”的脉络。沈治钧《翁方纲与〈李陈合册〉递藏史迹》一文认为翁方纲《李谷斋画册为陈伯恭吉士题八首》是记录《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递藏过程的早期见证，并以此说明曹雪芹重视“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的原因。 “作品·文化”一栏，叶朗《〈红楼梦〉中的“点睛之笔”》讨论了曹雪芹把书中重要人物的贴身小厮作为“点睛之笔”，把主人隐藏的内心活动揭露出来，是小说艺术的创造；钟艳艳《真假之际：从丧葬形式看〈红楼梦〉的礼学内蕴》一文追溯儒家“制礼作乐”的原始意义，以此对照分析《红楼梦》中的几次葬礼所体现的清代社会扭曲礼制和社会异形的特征，进而指出曹雪芹并非简单批判礼法，而是希望通过“礼”来沟通古老的情、理世界；甘煜婷《清代贵族家庭戏曲消费活动考察——以〈红楼梦〉贾府戏班为例》以贾府蓄养的家庭戏班的消费活动为考察对象，可知到贵族家庭戏曲消费活动花费甚巨，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并不普及；王猛、刘香环《贾宝玉“水、泥论”渊源再探》认为宝玉“水、泥论”可能来自“女娲抟土造人”神话，是作家女性崇拜意识的表现；李娟、张修忠《“情不情”新解》认为脂砚斋对“情不情”的解释可能误读了曹雪芹原意，并提出“情不情”应解为“不近人情”“不合情理”；拾井磊《〈红楼梦〉与佛教经藏关系考辨》对《心经》《金刚经》《坛经》《无量寿经》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爬梳，并将相关经藏内容的解读融入到文本的赏析当中。 “传播·综艺”一栏，杨莹莹《〈红楼梦〉程甲本刊印方式补正》认为程甲本印刷使用了“逐日轮转办法”，随印随拆版，才有了80天后刊印完成程乙本的可能性，而且程甲本并未承袭“套格”印刷技术；毛誉澄《晚清女性的〈红楼梦〉阅读与评论——以〈红楼梦抉隐〉为中心》指出莲仙女史是晚清时期很有代表性的《红楼梦》女性批评者，对于洪秋藩评点《红楼梦》影响甚大；季淑凤《H.B.乔利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文中，凭借历史文献佐证，认为在1892—1893年间英译《红楼梦》的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亨利·本科拉夫特·.乔利可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吴昊《〈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评论与建构》指出日本百余年间的红楼女性评论，总体是以了解中国社会真实情况为目标发展推进的，21世纪以来，呈现“去政治化”的学术姿态，多数评论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以个人生命体悟与自身生活状态为基台评述女性群像。 “学界·商榷”一栏，刘广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谈〈李陈合册〉中之“辛巳秋日”与相关问题》认为《李陈合册》中的“曹芹溪”是一普通民人，并非旗人曹雪芹；庄立新《再谈怡红院抱厦形式及其室内装修》认为怡红院平面并非呈以往学界所指出的“凸”字形，而因为“凹”字形，这样才更符合书中描写；王朝相《“迷失之五六稿”究竟是多少回》通过论证，认为脂批中所言《红楼梦》脂本所迷失的五六稿应为十回或十二回。
本期所刊文章，仍多致力于钩沉曹雪芹生活氛围中的制度、文化、经济、娱乐等信息，以期在那时的场景下去理解“红楼梦中人”的生存境遇和思想状态，理解曹雪芹大笔所指的“人如何更好地存在”的问题，也是让我们思考“人如何更好地存在”的一个指引。 其实遥想百年前，不论是旧红学的代表蔡元培，还是新红学的开山者胡适，包括也曾谈红的陈独秀，他们在讨论《红楼梦》时，真正的目的并非是就红谈红。他们所希望传递给当时人们的，是区别于旧时代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是希望启蒙国人，带来精神上的清新之风，这是思想方法上的“授之以渔”。
而后来的“红学”“曹学”“新红学”之提出，恰都只是研究者从学术史角度所做的概念设定，方便讨论而已，一旦陷入其中，难免有务小失大、蔽于一端之憾。 人生海海，世路漫漫，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曹雪芹面对他所处的时代，通过《红楼梦》提出的人生“天问”，都是值得后人优先作答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