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孤独感论析

（选自《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3期）

[美国]张安妮

 

    【提  要】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最具孤独感的人。本文以孤独感为切入点，对黛玉的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本文先是探讨了促使黛玉孤独感生成的因素，接下来探讨了黛玉孤独感发展的三个阶段。黛玉孤独感的发展变化与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契合的，两者呈现出相互结合和相互发挥的特点。黛玉主要通过哭泣、诗词和戏谑三种方式应对她的孤独感，而这些应对方式共同组成了黛玉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她特有的气质。黛玉与其他书里书外人物的孤独感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黛玉的孤独感包含了她对生命的孤独的深刻体认，尤其侧重于表现生命终将孤独地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的忧伤。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林黛玉以其娇弱的美丽，敏捷的才思，深邃的孤独，吸引了无数读者的喟叹和眼泪。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倾注了强烈的情感，赋予了她许多的苦痛和眼泪，最终使她成为了《红楼梦》里最具孤独感的人。人们完全能够将林黛玉视作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杰出的“孤独形象”，这一“孤独形象”，将在世界文学人物形象之林熠熠生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林黛玉的研究不胜枚举，但以孤独感为切入点对黛玉形象进行全面解读的文献却少之又少。目前笔者看到的紧扣“孤独”二字分析林黛玉形象的仅有朱萍的两篇文章。[1]朱萍指出，“孤独无依”的生存环境，使得林黛玉身边形成了一个教育真空，这造就了黛玉未被世俗力量扭曲的自然人格，孤独是黛玉性格特质的主要方面。此外，朱伟明从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处境两方面着手，分析了黛玉对孤独感敏锐和深刻的感受。[2]邱江宁则从焦虑感的角度切入，系统地探讨与对比林黛玉和潘金莲两个文学形象在个性与行为方面的成因。[③]鉴于目前极少有文章系统地探讨林黛玉的孤独感，而孤独感于把握林黛玉形象具有重要，本文将从黛玉孤独感产生的原因、黛玉孤独感的发展阶段、黛玉应对孤独感的方式，以及与其他文学形象孤独感的对比等几个方面，全面地解读孤独感在塑造林黛玉的人物性格、影响故事结构等方面的作用。

 

一  黛玉孤独感生成的原因

 

    林黛玉孤独感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细细梳理来看，这些原因不外乎身世、疾病、自我意识、爱情心理等。身世和疾病是先天的、客观的因素，黛玉的自我意识和爱情心理是主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交相作用，形成并影响了黛玉孤独的存在体验。

 

（一）身世

 

    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是为还泪而生的。绛珠草的泪已经预示了悲哀和命舛。从先验的宿命观来讲，黛玉似乎注定要受苦受难，注定容易流泪。但我们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决不能只讲宿命。我们知道，要使黛玉在其短暂而美丽的一生中体验到许多孤独与忧伤，除了要有生来容易流泪的主观特性，更要有怙恃两亡与寄人篱下的客观身世。诚然，幼年失怙的遭遇不为黛玉所独有，但对“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黛玉来说，这样的遭遇必然会给她敏感的心灵带来严重的创伤。黛玉的父母将她视为掌上明珠，母亲父亲的相继离世与她背井离乡的遭遇，使得黛玉在心灵深处有着强烈的“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与焦虑。书中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以后，贾母和王夫人领着众多家人前往怡红院看视宝玉，“黛玉看了不觉点头，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早又泪珠满面。可以说，黛玉的孤独感，最初来源于她不断咀嚼回味的、挥散不去的身世之伤。

 

（二）疾病

 

    黛玉自小怯弱多病。母亲去世不久，黛玉就因为哀痛过伤，触犯旧症。病症稍可之时，父亲又让她坐上外祖母派来接她的船只，远远地投奔外祖母家。黛玉不愿离开自己的父亲以及家乡熟悉的一切，无奈父亲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

 

    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愿盼之忧，何反云不往？（第三回）

    林如海的话，一方面反映了林家的窘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黛玉的体弱多病是她不得不投靠外祖母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迫于无奈，黛玉不得不离开父亲，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从此多年难见父亲一面，直到最后回去给父亲送终。寄居的身份、敏感脆弱的心性，皆使得疾病对黛玉的折磨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黛玉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孤独感日益增强。也正因如此，当她惊喜地发现宝玉“果然是个知己”的时候，不由得百感交集：

    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今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笔者按：劳怯之症是肺结核，当时无法治愈，通常患者都会不治身亡。）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命薄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第三十二回）

 

    “父母早逝”“无人为我主张”“恐致劳怯之症”“但恐自不能久待”，文中的这些表述将黛玉的无助、孤独、病痛、焦虑表现得淋漓尽致。黛玉百转千回的心理活动，恰恰表现出她的孤独感。这孤独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曹雪芹在描述黛玉的喜、惊、叹之后，将“所悲者”描述得如此彻底和绝望。

 

（三）自我意识

 

    黛玉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这从她年幼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黛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分界。这种特质，虽不能说是一种性格缺陷，却让她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群。她的自我意识与身世境遇一旦结合，就引发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尽管贾母打心眼里疼爱黛玉，王夫人与凤姐也尽心对她好，黛玉心里头寄人篱下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第三回，黛玉投奔贾府时只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雪雁，处在一大群陌生的贾氏族人之中，她难免觉得自己仰人鼻息，伶仃孑然。她犹记得母亲说过“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她确实也观察到，即使是“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贾府长幼有序，进退有固定的礼数，黛玉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即使诸如饭后看茶这样的小事，与自己家中不同的，黛玉都会小心注意到。因此，黛玉一开始心里已经对贾府形成了一种与自己家不同的距离感。她难以把贾府当作自己真正的家，这是她心里面深深的隐痛。她难以把贾府当作自己真正的家，这是她心里面深深的隐痛。她心里既已有了距离感，自然就无法相信贾府会完全接纳她。后来，父亲离世，她一无所有，除了贾府，自己在世间毫无容身之地。仗着贾母疼爱，自己在贾府受到和几位姑娘一样的待遇，但心中的痛楚、不安全感却无法消释。黛玉虽然身处富贵之乡，但她片刻不敢忘记自己这般境遇的真相。外祖母给她提供了庇护，但是外祖母的庇护恰恰说明了自己在世间几乎无依无靠。外祖母给她提供了庇护，但是外祖母的庇护恰恰说明了自己在世间几乎无依无靠。何况大家庭里总是缺不了勾心斗角,自己是个亲戚，是个外人，地位十分微妙。黛玉为她的自我意识付出了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上的代价。

 

（四）爱情心理

 

    黛玉的爱情心理是她的孤独感生成另一个重要原因。自从黛玉到贾府以后，她和宝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两人之间的亲密友爱处，自和别个不同。可是偏在这时又来了一个薛宝钗，“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宝钗身上有块金锁，薛姨妈曾对王夫人等提过“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第二十八回）。众所周知，宝玉就是那个“有玉的”，人们又向来以“金玉良缘”一词称许男女婚姻。因此不可避免地，黛玉视宝钗为情敌，是自己终生幸福的一大威胁。宝黛两人心意未打通之前，“金玉之说”经常成为两人争吵的导火索。宝黛之间的口角经常以黛玉的挖苦讽刺为开始，然后两人尽说些会错意的话彼此指责，最后又以黛玉的哭哭啼啼或两人别扭的冷战为结局。

     宝黛两人灵犀难通之时，孤独感必然更加紧密地跟随冷清的黛玉，而非热闹的宝玉。黛玉的心里总是担心宝玉要和宝姐姐好，或者担心别的姊妹（湘云）会介入、影响她与宝玉的感情，所以处处卯上宝钗、湘云。在第二十八回，贵妃贾元春赏赐端午节礼物予贾府众人，只有宝钗的一份是与宝玉一模一样的。元春此举蕴含着某些深意，使黛玉忍不住恨恨地对宝玉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当宝玉发誓自己绝对没有“金玉”的想头时，黛玉透露出了她的担心：“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使黛玉更感不安的是，史湘云也有一块金麒麟，而且宝玉对才貌兼备的湘云也颇有好感。

 

    宝黛两人心意相通之后，“金玉之说”在黛玉心中的阴影随之消退，可是新的忧虑又临到黛玉的心头：黛玉为自己的终生大事感到惶惶不安，因为对宝玉的婚事，贾母和王夫人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白的意思。黛玉没有一个真正为她护航的长辈，能够出面为自己定下与宝玉的亲事。事实上，贾府中人并非对黛玉的心事毫不知情，尤其是凤姐和宝钗，都曾拿宝黛之间的婚事打趣（第二十五回）。黛玉的窘迫之境就在于，她那一番儿女心事，自始至终无人可以言说。

 

    黛玉孤独感生成这些原因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黛玉的身世和疾病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和爱情心理，而自我意识和爱情心理又反过来影响着她的疾病和她对自己身世的感伤。

 

二  黛玉孤独感的发展阶段

 

（一）形成时期

 

    小说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至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是黛玉孤独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此一阶段为形成期。这段时期涉及的回目和主要内容有：黛玉初入贾府、黛玉回故乡给父亲送终、重回贾府，贾妃省亲，众人入住大观园，等等。从时间跨度上来看，黛玉孤独感的形成时期，包括她的幼年时期和入住大观园第一年的春夏两季。

 

    在母亲离世后，黛玉只带了两个人，千里迢迢投奔远方的外祖母。贾家是人口兴旺的富贵豪门，而自己家只是人口凋零的书香门第。这样的对比，让黛玉在新的环境里，不免感觉陌生和孤独。贾府的女性成员，上至贾母、王夫人、凤姐等人，下至鸳鸯、平儿、众丫头媳妇，等等，掌握了家族的许多权力和资源。这些女性，虽身处内宅大院，但并不缺少一些微妙的势利之争。贾家内部人与人之间，隐隐约约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隔膜。这样新的复杂的环境，让寄人篱下的黛玉敏锐地感受到深刻的孤独感。所以，幼时黛玉特别在意别人是否对她怀着轻视。第七回中，周瑞家的送来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最先在意的是那两枝花儿是否别人“挑剩下的”。

    黛玉与宝玉从小同随贾母一处坐卧，两人亲密无间，耳鬓厮磨，以致后来都对对方“存了一段心事”，只是不好说出来。在他们彼此未能心意互通之前，宝黛两人时常由于金玉之说发生口角，让黛玉气得落泪。从身世之感和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黛玉的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逐渐变得清晰。第二十三回，当黛玉听到《牡丹亭》的曲文时，她不觉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句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从以往读过的诗词和《牡丹亭》曲文中，黛玉品味到人世倏忽，如同“水流花谢两无情”。这时候，黛玉意识深处应该也开始担心自己不确定的命运了：父母已逝，无人主张亲事，那今后自己的归宿何在？“花落人亡两不知”，生命可能如此之孤独，因而黛玉的孤独感，亦关乎她对命运对未来的恐惧之情。

 

    以上线索说明，黛玉那种始终挥散不去的孤独感，是在她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王昆仑所言：黛玉在进行恋爱，而宝钗在解决婚姻[4]。以她的性格而言，黛玉不会采取笼络长辈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婚姻，她的行动容易停留在“父母早逝，无人为自己主张”的哀叹当中。她不能进一步以积极的行动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应对和消除由命运之忧带来的无助感和孤独感。所以，宝玉挨打之后的手帕相赠、黛玉题诗之举，不仅标记着宝黛爱情终于达到了彼此心领神会之境，也标记着黛玉的孤独感已经完全形成。

 

（二）缓解时期

 

    小说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至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是黛玉孤独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一阶段为缓解期。从时间上来讲，这段时期对应的是姊妹们入住大观园第一年的秋天和冬天。

 

    在这一段时期，黛玉对宝玉的感情不再患得患失，“金玉之说”的阴影已经消退。在诗社中，黛玉开始能跟姊妹们开心地打成一片，与宝钗更是尽释前嫌。总的来说，这是黛玉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当然，黛玉仍然有比较孤独的时刻，如第四十五回抱病在家的时候：“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黛玉生病期间不免有时闷了，只盼望姊妹们来和她说说话排遣；可是姊妹们来看望她时，说不得三五句话又感觉厌烦了。这种状态，正是疾病和孤独感同时作用在她身上的结果。

 

    黛玉由于生病在家又感到无比的孤独，这时候有心人宝钗与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抚慰了她那孤独的心灵。此时宝钗对她的健康表示了恰到好处的关心，让黛玉深受感动。宝钗道出了想要帮助黛玉将病连根拔除的意愿，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每日进一两燕窝调养身体）。对黛玉来说，疾病从小就给她带来灾难，她何尝不想从根本上治好自己的病。然而，黛玉不敢对此抱乐观的态度，因为从小受到的打击太多了，不免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尽管如此，对任何好的治疗方法，黛玉都是乐于接受并愿意积极配合的。宝钗设身处地为黛玉着想的意愿和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黛玉在这一阶段的孤独感。

 

（三）加剧时期

 

    小说第五十三回至第八十回是黛玉孤独感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此一阶段为加剧期。这段时期有关黛玉的回目和内容主要有：“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宝玉生日当天，姊妹们在白天和夜晚的两次宴会；“幽淑女悲题五美吟”；“见土仪颦卿思故里”；“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以及最后的诔晴雯之辞，等等。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之后，就有了“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的一幕。黛玉在薛姨妈的爱语下，认了薛姨妈作妈妈。这时薛姨妈表示，她可以去促成黛玉和宝玉的亲事。然而黛玉的婚事，在第五十七回之后，再也没有任何进展。薛姨妈给她的承诺既让她满怀期待，又使她觉得遥不可及、遥遥无期，笔者认为，这种不确定使她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孤独和焦虑当中。

 

    身体比往日已算大愈的黛玉，宝玉瞧着却“益发瘦的可怜”了（第五十八回）。黛玉一天比一天憔悴，在第二年的春天，黛玉甚至写出了“憔悴花遮憔悴人”的诗句（第七十回）。可见黛玉的孤独感是愈发强烈了。在这一阶段的小说文本中，黛玉出现的次数开始减少，但几乎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她对故乡、对已逝双亲深切的思念，对发生在她周围的人、事、言、行更加敏感（如她暗为尤二姐担心，见第六十九回；如她闲着没事替贾府算计家里的花费，见第六十二回）。她在这一阶段的诗词，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无助，甚至还表现出对即将临到她头上的悲惨命运的哀鸣（如一句“冷月葬诗魂”）。晴雯的悲剧预示着黛玉的悲剧。在第七十九回，黛玉和宝玉一起讨论晴雯的诔词，最后宝玉改出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两句。小说是这样写黛玉的反应的：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

 

    黛玉的反应，似乎说明她隐隐约约觉得，这篇《芙蓉女儿诔》也像在祭奠自己一般。

 

    在黛玉孤独感加剧的同时，《红楼梦》的整体情节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大观园被查抄，姊妹们由聚而散，贾府开始呈现出由盛而衰的种种迹象。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黛玉孤独感的发展变化和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契合的，这两者呈现出相互结合和相互发挥的特点。

 

三  黛玉应对孤独感的方式

 

    下意识地应对孤独感是人们的本能。黛玉应对孤独感的方式主要有哭泣、诗词和戏谑，这是她独特的存在方式。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方式本身，而在于这三种方式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恰恰就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黛玉形象。于是，深入分析黛玉这一人物形象，很有必要以孤独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黛玉应对孤独感的方式。

 

（一）哭泣

 

    黛玉天性好哭，意绪纤敏，所以哭泣自然成为她应对孤独感的主要手段。黛玉的情性如此：

 

    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第二十七回）

 

    孤独感一直笼罩着黛玉，“自泪自叹”是黛玉孤独感呈现的方式，也是她消除孤独感的方式。我们再看第二十回：

 

    正说着，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林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

 

    上文已经提到过，这时候黛玉正担心宝钗、湘云会介入和影响她与宝玉的感情，她面临着孤独的恐惧。宝玉被宝钗拉走之后，黛玉向着窗前流泪，她并没有哭出很大的声音，可是此刻孤独正在静静地侵蚀着她的心。宝玉回来以后，黛玉才开始哭得越发抽抽噎噎的。跟前一刻相比，黛玉虽然哭得更狠，其实她是在哭自己之前被“抛弃”的委屈。她的孤独情绪通过眼泪得到了宣泄，所以黛玉的孤独感也随之得到了缓解。

 

    哭泣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地缓解她的孤独感。在黛玉感到孤独以及消除孤独的过程中，她流的泪越多，她的身体就变得越差。第三回也交代过，黛玉的病若要好，除非一生总不许见哭声。黛玉选择了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又给她的命运带来了感伤悲剧的色彩。

 

（二）诗词 

    黛玉的诗，集中表现了她的孤独和感伤。《葬花吟》是黛玉最具代表性的诗，此诗的孕育过程和内容本身都反映了黛玉的孤独、无助和焦虑的情绪。在第二十六回的情节中，宝玉被薛蟠诓出去玩了一天，傍晚才到家，黛玉很替宝玉担心，要去看看宝玉。不料黛玉见宝钗进了怡红院之后，自己却被关在门外，“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正在她气得发怔、进退两难之时，里头传来宝玉与宝钗的笑语之声，让门外的她更觉孤独忧伤。最后，她退回原地，退回孤独之中，反复思考自己的身世和自己既往行为中的过错。第二天，在别人的欢笑中，她独自一人，一面葬花，一面吟出《葬花吟》。此诗使用了许多表示否定和不确定的词语，如“有谁怜”、“无释处”、“无情”、“何处”、“花落人亡两不知”，等等，全诗都集中表现了黛玉孤独、无助和焦虑的感觉。黛玉通过写诗、吟诗来发泄和消除自己的孤独感，但这种方法却要她对自身的存在进行不断的反思和追问，因此在发泄和消除孤独感的过程之中，她又会被焦虑感缠绕得更紧，以致她陷入一种更深邃的、关乎人的存在的孤独当中。

    黛玉的其他诗词也很能反映她的孤独感。黛玉的许多诗词是她在独自落泪的时候写成的。在一个秋雨沥沥的夜中，黛玉心中有感，因而拟成《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一首，道出了她对别离的不忍和哭泣。在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黛玉反思了古史中一些有才色的女子的命运，以诗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和命运的忧伤。《桃花行》里的“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更是发出了黛玉的“哀音”。即使处于热闹的人群中，黛玉那孤独的自我也不会消失，仍会在她当时所写的诗词中流露出来。一些诗句尤其能表达黛玉盼望一个能够诉说心事的知己，想要从孤独中解脱的心情，如：“娇羞默默同谁诉”（《咏海棠》），“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孤标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问菊》），“醒时幽怨同谁诉，蓑草寒烟无限情”（《菊梦》），等等。

 

（三）戏谑

 

    黛玉时常在人前垂泪，这便不由自主地给环境带来了一种凝重感伤的氛围。于是乎，黛玉懂得运用戏谑为自己解围，转移话题，活跃气氛。例如，第六十七回宝钗送黛玉许多家乡的土物，黛玉睹物思乡，不由得又泪痕满面。宝玉知道黛玉伤心，说了许多没要紧的话想让黛玉开心。黛玉心中过意不去，便提议和宝玉一同到宝钗那儿去走走。不想在去道谢时宝钗一句“物离乡贵”又正中了黛玉的心事，小说接着写道：

 

    （宝玉）连忙拿话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说，不必拉扯上别人。姐姐你瞧，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

 

    我们看到，黛玉心中明白并且接受了宝玉的好意，因此她通过机敏的戏谑，把自己原本涌上来的孤独感抑制住了，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本来可能人前垂泪的状况。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宝黛两人却由于私下里说了一些“谁和谁玩”的话而发生冲突，后来又和好了，这时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对于湘云的话，黛玉和宝玉都不好正面回答，因此黛玉转移话题，打趣湘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黛玉的俏皮话，让姊妹们都打闹在一块儿，也就驱散了之前由于争吵和误会而产生的孤独感。

 

    黛玉有时候很会刻薄人，如第八回中，宝玉的奶妈李嬷嬷上前阻拦宝玉喝酒，还拿出宝玉的父亲吓唬宝玉，十分扫兴。黛玉当然站在宝玉的一边，李嬷嬷就对黛玉说她不该助着他。黛玉冷笑道：“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也未可定。”黛玉的话，让李嬷嬷发出了“林姐儿的话，真真比刀子还尖”的感叹。

 

    其实，黛玉平时很少对下人说出这样尖刻的话。这些话，实际上反映了在她的潜意识里，即使她努力把舅家当作自己家,她仍然把自己看成是贾府的一个外人。由此也反映出，孤独感深深地隐藏在幼年时黛玉的潜意识里。这个时候，黛玉的父亲尚在人世，黛玉还敢逞骄纵任性；到了后来，当真正成为“寄人篱下”的孤女之后，她就很难再对贾府的下人说出如此刀子般的话了。正如第四十五回，宝钗劝黛玉每天吃燕窝粥，以此调养身体，黛玉感激之下反道：

 

    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只因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事实上可以看出，黛玉怙恃两亡后，不可能去刻薄贾府的下人；对于贾府的长辈们，黛玉只是奉上唯礼，但却不会像凤姐那样刻意说俏皮话来讨好长辈。黛玉戏谑的对象都是宝玉以及同辈的姊妹们。而她的挖苦讽刺，一般都只针对宝玉本人以及宝钗的金锁，皆出自她对“金玉之说”的嫉妒和戒备，属于恋爱未明朗之前恋人之间的小打小闹。如果对黛玉个性化的言语（包括戏谑、打趣、刻薄和挖苦讽刺等等）一一加以分析的话，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在以她的话语方式应对和消除孤独感。

 

四  黛玉与书里书外人物孤独感的对比

 

    很多文学形象与黛玉有类似的身世或者遭遇，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人物的孤独感与黛玉的孤独感进行对比。比如说，书中的湘云、香菱和宝钗，跟黛玉一样都是孤女：湘云是父母双亡；香菱因被拐卖而变得无父无母；宝钗则是父亲早亡。书外的人物如《西厢记》的崔莺莺、《牡丹亭》的杜丽娘，她们“在幽闺自怜”的情绪和黛玉相似，而且她们同样都没有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外国文学形象中，简·爱是经常被拿来和林黛玉进行比较的外国文学形象，她和黛玉身上都散发出强烈的孤独感。《心灵的焦灼》是茨威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的孤独女主人公艾迪特，由于身体疾病之故，情绪容易翻腾，肝火特旺。下面笔者将简单说明黛玉孤独感与这些女性的主要不同之处。

 

（一）黛玉与湘云、香菱、宝钗的对比

 

    虽然湘云、香菱和宝钗有时会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和那种始终困扰黛玉的孤独感，是有本质上和程度上的区别的。

 

    湘云的身世是很凄惨的，她在襁褓中时父母就双双离世，叔婶抚养她却并不疼爱她。虽然身世也一样令人唏嘘，湘云却有开朗、豪爽的个性，与黛玉的忧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湘云之所以比黛玉快乐，不被沉重的孤独感困扰，完全是因为她们两人天生的性格就不同吗？笔者认为，孤独感的形成，不仅与天生的性格有关，还取决于性格的发展，包括人所选择的存在方式以及人所具有的死亡意识。湘云的“幸”，[5]不仅在于她生来就“英豪阔大宽宏量”，也在于她失去父母时仍属无意识的状态。湘云从小到大，一直就是父母双亡，在贾府和史府里头长大，不似黛玉，在孩童有意识而又最脆弱的时期，突然失去疼爱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家。黛玉比湘云更具死亡意识，而且选择了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湘云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而黛玉在她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中，一直迷执于“情”。父母的相继离世，给黛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伤痕；后来，黛玉更向宝玉倾注了一腔深情，她也因此变得更敏感、更脆弱。由于“情”的介入，黛玉对孤独的体验最终与湘云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

 

    香菱的孤独感远不如黛玉深刻的原因，和湘云的情况差不多。在她还未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之时，她就被人拐子带离了父母的身边。小说中屡屡提到，香菱已经忘却了自己的来历。她对自己的过去没有牵挂，也不去追问自己的命运。从孤独的角度来看，香菱的忘却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使她远离焦虑情绪的困扰。

 

    宝钗没有像黛玉那般沉重的孤独感，主要是因为她的身世和境遇比黛玉幸运得多。她有母有兄有田产。在成长过程中，她经常要照顾母亲、哥哥，主持、参与家中的大小事务。生活的磨练加强了宝钗控制事态变化的主动性，使她对自己的命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相比之下，黛玉自小缺乏的，就是控制事态变化的主动权，所以黛玉对自己的命运就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忧虑和孤独也就一直伴随着黛玉的成长。

 

（二）黛玉与崔莺莺、杜丽娘的对比

 

    黛玉的孤独感与崔莺莺、杜丽娘的不同。崔莺莺、杜丽娘的孤独主要是因伤春、思春而起，崔杜两人体验到的是一种生命短促和不能自由恋爱的悲哀。黛玉的孤独感也有伤春、思春的成分，但超越了这个层面，如朱伟明所说：她的伤感，“侧重于表现生命孤独的痛苦”。[6]

 

（三）黛玉与简·爱、艾迪特的对比

 

    由于自身的成长经历，简·爱对生命的孤独，也有自己深刻的体验。但是简·爱要比黛玉幸运，她最终可以选择和掌控自己的命运，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简·爱生活的时代允许她参加某些社会工作，以此改变自身的处境；二是简·爱后来获得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使她在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简·爱的孤独感与黛玉的孤独感截然不同：简·爱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对人世间所有人的爱，她的孤独感能够消释其中。而由于没有宗教信仰的缓冲，黛玉的孤独感最终是难以消释的。

 

    艾迪特的孤独感是因身患残疾和社交缺失形成的。艾迪特和黛玉同样都缺少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样都将生命的重心放在爱情上面，同样都深陷于对爱情和婚姻的焦虑当中。不同的是，艾迪特从来没有因命运本身而产生孤独、无助或者焦虑的情绪，因为她有一个愿意为她的幸福作出一切努力的富爸爸。对于黛玉来说，命运却像一把时刻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她不由得感到无助、恐惧和焦虑。

 

    黛玉的孤独感具有其他文学形象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它包含了黛玉对生命的孤独的深刻体认，尤其侧重于表现生命终将孤独地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的忧伤。无情的命运，是黛玉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2015届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成敏。

[①]见朱萍《孤独中的得与失——林黛玉形象小议》，《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另见朱萍《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河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②]见朱伟明《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③]见邱江宁《从焦虑角度比较分析潘金莲与林黛玉两个艺术形象》，《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5辑。

[④]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257页。

[⑤]第五回太虚幻境上演的《红楼梦》仙曲，说史湘云是“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⑥]朱伟明：《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作者：[美国]张安妮

原文刊载于《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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