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8日上午9时，主题为“牛玉生敦煌画临摹精选展”座谈会的芹溪雅集如约举行。胡德平、谢伯阳、王立平、杨晓枫、牛玉生、崔自默、孙佩杰、方明、王兴家、田添、王嘉平、商长松、焦国樑、吴伟群、位灵芝、胡鹏、周秀丽、梁瑞雪、杨硕等参加了此次雅集。

首先，座谈会由北京曹雪芹创会会长胡德平先生致欢迎词。胡德平先生介绍了敦煌文化的发展过程：敦煌作为佛教文化的集散地，鼎盛时期是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兴盛了整整九百年。当年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一些专家学者把敦煌称作“中国古代的上海”。敦煌被比作上海，是因为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文化集散地，是和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

 

可惜的是，虽然敦煌在中国，但在早年间，我们对敦煌的文化遗产不够重视，以至于日本学者说“敦煌学在日本”。解放后，我国成立了敦煌研究院。20世纪70年代，胡德平先生曾参观敦煌壁画，但那时石窟内很冷清，敦煌文化关注度不高。如今，敦煌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研究敦煌学注定要耐得住寂寞。胡德平先生夸赞牛玉生先生独自研究、临摹壁画，甘愿坐“冷板凳”，是非常不易的。

 

另外，谈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和保护，胡德平先生将历史上敦煌藏经洞的保存方式，与秦汉时期对于儒家经典的保存手段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文化经典在面对生存困境时能够得以延续的重要方法。这一点与香山脚下正白旗39号屋题壁诗的发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此，敦煌学和曹、红学的发现和发展产生了渊源。

 

接下来，作为策展成员，北京曹雪芹学会书画院秘书长方明先生讲述了他当初的策展初衷。方明先生与牛玉生先生相识已久，在多年前有幸现观摩莫高窟壁画，并欣赏到牛玉生先生的临摹画作后，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此希望能够将牛玉生先生的临摹作品拿到北京曹雪芹学会做展览。在种种机缘巧合中，最终促成了此次展览。

 

在敦煌研究院牛玉生先生的发言中，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谈到临摹敦煌壁画，就不得不谈到张大千的临摹经历。张大千的壁画临摹作品中，有部分作品没有开脸。牛玉生先生既吸取了张大千临摹作品中的一些风格和方式，同时加入了自己独特的绘画技巧，最终呈现出这一系列临摹作品。

 

作为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作曲，王立平先生谈到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影响。王立平先生曾在敦煌莫高窟仔细欣赏过9个特窟的壁画，深受震撼。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敦煌壁画，这些这些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深深滋养着他。也正是在这些伟大文化的影响下，他才创作出了如《红楼梦》组曲这样的音乐作品。能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贡献，王立平先生感到十分幸运。

 

北京曹雪芹学会书画院副院长孙佩杰曾多次去过敦煌，十分惊叹古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很多绘画界的大师都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比如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而牛玉生先生的临摹作品，则传递出了敦煌壁画、敦煌的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书画家崔自默先生也谈到了《红楼梦》与敦煌壁画的关系。《红楼梦》中描写了很多佛教思想，包括书中的“空”与“了”思想，书中人物对佛教的认识等……这都与敦煌壁画息息相关。

 

北京曹雪芹学会书画院顾问田添谈到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面临的争议，认为张大千对敦煌壁画起到了实际的传承和保留作用；顾问王兴家谈到了牛玉生先生的临摹作品对传承敦煌文化的重要作用；顾问王嘉平则从绘画技巧角度评价了牛玉生先生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中既还原了原貌，又进行了创新。

 

北京戏曲学院客座教授商长松先生从敦煌壁画谈到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认为我们有责任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以更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给下一代，让青少年接受起来更加容易。

 

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位灵芝补充了“三大显学”——敦煌学、红学和甲骨学的发展历程。这三门学问的研究过程与发展历史，对梳理和研究整体的中国文化有着积极作用。

 

谈到《红楼梦》与敦煌文化之间的联系，就不得不提到佛教文化。《红楼梦》中，作者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而不同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在曹雪芹对佛教的态度上，也有不同的理解。《红楼梦》中的佛，与敦煌壁画中的佛，传递着不同的精神。哪个才是真正的“佛”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牛玉生先生的作品，在如今充满焦虑的年代，能让人安静下来，也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在各位艺术家和学者的发言结束后，北京曹雪芹学会创会会长胡德平先生为王立平先生颁布曹雪芹书画院名誉院长证书，座谈会也接近了尾声。

 

座谈会后，参会人员随牛玉生先生参观展览。随后前往凹晶馆，品茗、交流，合影留念。盛夏时节，黄叶村内绿意盎然，蝉鸣嘒嘒。一杯清香的茶饮，一番愉悦的交流，艺术家们的相聚虽然短暂，但是敦煌壁画与曹、红文化的缘分仍在延续。

文/芹僮 · 硕

编辑/Snow